薄音湖與翁獨健的學術淵源

李榮輝

2019-10-13 09:22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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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在明代蒙古史研究中,我們耳熟能詳的是和田清、司律思(Henry Serruys)、萩原醇平、森川哲雄等國外學者,相對元史研究取得巨大成就,中國學者對明代蒙古史的研究明顯不足,且明代蒙古史的研究者多為客串,并沒有出現以此為業的學者。這種情況直到八十年代后才改觀,出現了薄音湖、達力扎布、寶音德力根等一批研究明代蒙古史的學者,其中薄音湖先生為其中的佼佼者。
薄音湖先生1946年出生于通遼科爾沁左翼中旗,他的祖先是元代林中百姓,祖輩都是普通的農民,父母在他出生這一年參加革命,來到當時內蒙古自治區的首府烏蘭浩特,后輾轉到呼倫貝爾海拉爾。薄音湖先生1965年考入內蒙古大學歷史系,畢業后在海拉爾交通部門從事行政工作。在大學時,薄音湖先生大量地閱讀了與蒙古民族相關的學術著作,雖然在海拉爾工作的十多年時間里,他從事的工作與學術無關,但他并沒有放棄自己對學術追求,并在“文革”期間通讀過《多桑蒙古史》。1978年當全國研究生招生考試恢復時,他考入了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師從元史三大家之一翁獨健先生。
薄音湖

翁獨健先生“文革”后首次在社科院招收研究生,其年共有四人,任崇岳先生、羅賢佑先生、薄音湖先生、張承志先生,是年翁獨健先生72歲。經歷了70多年的風雨,翁先生已不復有當年任燕大代理校長時那樣意氣風發,而是已經進入古來稀的暮年,張承志先生寫到“我認識的翁先生是一位老人,他作為一位老人卻擁有著無愧的暮年”。正是這樣一位進入暮年的老人,對薄音湖先生一生的學術研究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翁獨健先生雖然多年不寫文章,但依然關注者學界的最新動向,他敏銳地觀察到國內明代蒙古研究很少有人涉獵,于是為薄音湖先生選擇了明代蒙古作為研究方向。在師從翁獨健先生的三年時間里,薄音湖先生獲得了受益終生的諄諄教導和從事學術研究的方法。
薄音湖先生在《青城論叢》后記中說:“只是論文數量不多,質量亦需時間驗證,唯略感自信的是,拙文都是努力遵照先生‘重在實證,不尚空談’的教誨作出的。當年面聆謦欬,先生對乾嘉史學的代表錢大昕,及繼承自乾嘉學封的王國維、陳垣諸前輩推崇有家;布置我們閱讀的史學理論及方法的著作,則是體現德國蘭克史學的法國郎格諾瓦、瑟諾博司合著的《史學原論》(李思純譯本)、德國伯倫漢的《史學方法論》(陳韜譯本),還有我國梁啟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顯然,先生是要我們學習乾嘉史學、蘭克史學的窮極史料、一絲不茍、求真求實的嚴謹學風。我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唯愿不斷勉力而為。”
《青城論叢》

短短幾百字,概括了他一生的學術思想及其學術淵源,簡而言之即以翁獨健先生提出的“重在實證,不尚空談”為治學的圭臬。翁獨健先生早年求學于燕京大學,為洪煨蓮先生意門生,大一時他聽陳垣先生“中國史學評論課程”,了解我國的歷史研究遼金元史較弱,遂決定研究蒙元史。1935年翁獨健先生在洪煨蓮先生的幫助下到哈佛大學留學,當時的哈佛大學遠東語言專業并沒有研究蒙元史的合適指導老師,他博士畢業后到了世界漢學的中心,跟隨伯希和(Paul Pelliot)學習。在法國期間他學習了波斯文、阿拉伯文、突厥文等與蒙元史相關的語言知識,并掌握了法國漢學的研究方法。翁先生回國后,把洪煨蓮、陳垣先生傳授的乾嘉史學考據傳統,與從伯希和那里學來的建立在歷史語言學基礎上的法國漢學融會貫通,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治學風格。清末洋務運動中馮桂芬、張之洞提提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陳寅恪先生及其后學翁獨健、韓儒林、邵循正先生等無不是這種思想的實踐者。陳先生曾說“寅恪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思想囿于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南皮之間”,湘鄉指的是曾國藩,南皮即張之洞。
與翁先生有師徒之誼的周清澍先生回憶說:“他認為陳援老是當今乾嘉史學之完美的繼承人,鄧先生則近似古代文人中的文史兼攻的掌故派。據我的理解,他對二位先生如此評價,后者是指其代表作《古董瑣記》、《清詩記事》等體現的路子;前者是認為他具有錢大昕的淵博知識并熟練掌握各種治史的方法,又似趙翼能注意歷史的綜合研究,并能從札記發展為能闡明重大歷史問題的長篇論文專題。”翁獨健先生在燕京大學早年受到陳垣先生的親炙,并推崇其史學方法。劉元珠先生推測翁先生在哈佛的博士論文《愛薛傳研究》(AI-HSIEH:ASTUDY OF HISLIFE)在出國前就可能已經打好腹稿,他應該從陳垣先生《元也里可溫考》、《元西域人華化考》得到了啟發。
翁獨健先生燕京大學早年的學生齊世榮先生回憶,翁先生在西方學者中最佩服的是伯希和,他曾對齊先生說:“伯希和真厲害,《馬可勃羅游記詮釋》中的一個注,就是一篇考據的大文章。”伯希和去世后,翁獨健先生寫過一篇悼詞,他談到伯希和的治學方法時說:“然詳釋先生之著作,其所以能超越前人決疑制勝蓋得力于先生精通亞洲,注意版本校勘,與新史料搜求之應用。論者頗有以偏狹為先生之學病;其實先生之治學精神,求精確不求廣闊,求專門不求閎通,寧失之狹細,此正為先生長處,奚足為先生病。”翁獨健先生從巴黎回國后開展的《元典章譯語集釋》、《元典章人名考釋》研究,正是伯希和治學方法的應用,可惜這些文章大部分沒有發表。
薄音湖先生談起翁獨健先生擅長的歷史語言考訂方法時,常自責地說:“我比較笨,沒有學會先生的方法。”其實這不過是先生的自謙之詞,《青城論叢》中《俺答汗征兀良哈史實》、《關于北元世系》等文章無不顯示出先生卓越的審音勘同能力,以及具備閱讀蒙古語、俄語、日語、英語的語言能力。薄音湖先生常常提及的伯希和在《馬可波羅注》中對棉花的一個注釋,就有好多頁的考據,這明顯是受到翁獨健先生的影響。雖然經歷了建國后的無數運動,翁獨健先生早年掌握的突厥、波斯、蒙古等多種古代民族語言已經生疏,但他畢竟受過伯希和的真傳,歷史語言考證的心法他是熟稔于胸的,這在講課的時候肯定會不經意的流露出來。
19世紀末,在科學主義的影響下,講求實證的蘭克史學在歐洲開始占據了了統治地位。蘭克本人是實證史學的一個實踐者,在理論上并沒有系統整理自己的史學思想,直到1889年德國歷史學家蘭克再傳弟子伯漢倫(Ernst Bernheim)的《史學方法論》出版之后,蘭克的史學思想、史學方法才被系統的整理出來。1897年法國朗格諾瓦(C.V.Langlois)與瑟諾博司(Ch.Seignobo)合著《史學原論》,這本書雖然在理論和方法上比起《史學方法論》并沒有多少創新,但其行文簡潔,頗受治史者的青睞。伯漢倫的《史學方法論》通過日本和德國兩種途徑傳入我國后受到極大的推崇,傅斯年、姚從吾等先生在北大授課時主要參考的即是這本書。據杜維運先生研究,在民國流傳甚廣的梁啟超先生《史學研究法》中的許多理論也借鑒自本書。
二十世紀初,翁獨健先生留學法國之時,歐洲的歷史研究正是蘭克史學大行其道之時。他以《史學原論》(李思純譯本)、德國伯倫漢的《史學方法論》(陳韜譯本),梁啟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為史學理論的教材,正是他在歐洲受過實證史學熏陶的一個例證。齊世榮先生回憶說“翁先生那一輩的學者受實證史學影響很深,最怕著作中出‘硬傷’,似乎一出‘硬傷’,被人抓住,便‘永遠翻不了身’”。“文革”后,他曾對齊世榮先生說:“得趕緊寫東西了,要不然就來不及。”他夫人鄺平章在旁邊插話:“你老師太慎重了,看了又看(指看材料),還是不肯動筆。”翁先生一生文章很少,他生命中的最后幾年惜墨如金,幾乎不著述,他的弟子張承志先生解釋說“那只是被十九世紀實證學術精神濡染的自誡態度”。
翁獨健先生在建國后很長時間不著述,主要原因是他所信奉的實證史學并不符合當時的政治風氣,這種史學方法被列入資產階級史學而受到批判。他早年對《元史》和《元典章》用功頗深,并對元人文集開始進行研究,可惜這些積累最終化為烏有。
翁獨健

張承志先生寫到:“直至一九八一年翁獨健、白壽彝等學術泰斗招收研究生時,這場人類認知(尤其是對于歷史)的大潮尚不知已處強弩之末,反而以為實證主義因政治條件的改善正欲中興,前途無限。”張承志先生以歷史學家的視野敏銳的觀察到實證主義史學正在走向衰落,雖然,這種衰落是在翁先生一輩人故去之后,他并沒有看到。中國八十年代史學的掌舵手是深受實證主義史學和傳統的乾嘉史學影響的一批人,他們恪守傳統,崇尚實證,不務虛言。但當他們及他們的學生都逐漸退出歷史舞臺時,所謂的新潮史學終于橫空出世,并最終掌握了話語權。隨著對外交流的日益擴大,各種西方的理論紛涌而至,歷史學研究逐漸人類學化、社會學化,傳統的史學方法棄之如敝履。流行于十八、十九世紀的的實證主義史學在西方早已經沒有市場,在與國際接軌的口號下,實證主義史學是顯然無法承擔這一職責的。
法國實證主義史學的衰微是從伯希和晚年開始的,王靜如先生1936年告別伯希和回國之時,伯希和不無悲愴的告訴他:“法國之漢學已呈衰微,能繼斯學者,殊不可得,而中國之來學者,當亦漸絕。”在他去世后的不久,以“總體史”為研究目的的年鑒學派成了法國史學的主流,在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等人的推動下,年鑒學派的史學思潮成為歐美的主要史學流派。即使伯希和的學生塞諾(Denis Sinor)也放棄了伯希和微觀考證的方法,以追求宏大敘事以及內陸亞洲游牧社會發展的規律為自己的研究目的。蕭啟慶先生回憶說:“二戰以后,美國漢學和東方學學風大變,歷史研究中社會科學方法侵入歷史學研究,并占據主流地位,立夫師依然秉承歷史語言之方法,不免合者甚少。”
根據達爾文的進化論思想,一切都是在向前進化,后來的物種總會在某些方面優于以前的物種,社會科學也是如此。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也告訴我們,發展的本質是新事物的產生和舊事物的滅亡。但是拋棄實證主義史學,新的史學研究方法建立起來了嗎?答案是否定的。正如張承志先生所說的那樣,“但是新潮派并沒有確立自己。他們的辦法只不過是把水對稀。他們沒有發現,只是聽說。他們沒有基礎,不敢濃縮和樸素化。他們只祈求洋人賜寶,而沒有深入中國。他們一窩蜂低價賤賣中國的民俗畫,卻缺乏對民眾的感悟和敬重。新生的這一代智識精華中,只有極少數可能掌握著現代主義;而大多數卻可能墮落成投機商或買辦。”
在人文學科中對于外來理論的接受,八十年代以來的考古學與歷史學有著同樣的困惑,這從夏鼐先生對二戰以后西方興起的新考古的態度可見一斑。夏鼐先生早年留學英國倫敦大學,在格蘭維爾(S.Glanville)指導下寫出《古代埃及的串珠》的博士論文,并受到過埃及考古學的權威皮特里(William Flinders Petrie)的指點,鑒于他在中國考古學界的崇高威望和卓越的學術能力,他先后被英國學術院通訊院士、德意志考古研究所通訊院士、瑞典皇家文學歷史考古科學院外籍院士、美國全國科學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意大利中東遠東研究所通訊院士,日本考古學家樋口隆康說:“他不僅對于國內考古學,對于國際上考古學方面的知識之淵博,涉獵范圍之廣泛,作為一個考古學者來講,也是無人可以與之匹敵的。”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具有國際視野的考古學家,在其晚年日趨保守,在1984年考古學年會上,他否定了由幾位理事提出的關于討論西方最新考古學理論的建議。
夏鼐先生一向主張以馬克思主義作為考古研究的指導思想,他說:“五四運動時期,歷史學方面也有了兩個大變化,一個是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這是西洋的史籍考訂法和史事考據法。它要比乾嘉學派的考據學更無禁忌,更為實事求是。古史辨派便是當時這種史學的代表……中國考古學這個新階段的標志,首先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湯惠生先生這樣總結道“事實上馬克思主義在夏鼐眼里更多是一種與乾嘉學派“無征不信”或新史學派以征實為指歸并行不悖的實事求是的唯物主義原理”。
無論是翁獨健先生還是夏鼐先生,他們都在西方著名的學府受過原汁原味的西式教育,他們對西方的思想和理論采用的并非簡單的拿來主義,對外來學說一味的接受而不知變通。他們同民國時期成長起來的學者一樣,或多或少受到過清朝中葉以來講求實證的乾嘉史學的影響,在經過西方的教育后,他們把西方的科學方法與傳統的考據結合,從而形成自己的治學風格。陳寅恪先生在《論韓愈》一文中寫到“蓋天竺佛教傳入中國時,而吾國文化史已達甚高之程度,故必須改造,以蘄適合吾民族、政治、社會傳統之特性”,而當代很多所謂的新潮派以熟稔西方理論自詡,靠套用理論來寫文章,以為這就是創新,其實質不過是沐猴而冠。
正如張承志先生所說的那樣:“中國知識界的弄新潮兒當記一大功,因為他們猛刨了乾嘉學派以來日益腐朽的實證主義墻腳。實證往往證明著虛假,十九世紀連同它的兒子二十世紀都已經結束了。”
翁獨健先生逝去了,他的史學思想并沒有逝去。1981年翁獨健先生對薄音湖先生碩士論文《俺答汗研究》審查時寫到:“論文的作者廣泛使用了蒙漢文史料,特別是尚未正式出版的蒙文抄本《俺答汗傳》,集中就求貢、經略和喇嘛教三方面進行分析和闡述,這是前人沒有充分做過的。”這不僅是對對自己學生的肯定,而且其中也包含著對未來的期許。
在翁先生去世后的三十二年,薄音湖先生的著作《青城論叢》終于出版,或許可以用張承志先生的一段話作為注腳,“十九世紀和實證主義都過去了,也許應當留取的只是考據家們當年追求真實的初衷。發現了《熱什哈爾》并為它提起筆來時,我覺得自己第一次可以正視昔日師長的期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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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鐘源
澎湃新聞報料:4009-20-4009   澎湃新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關鍵詞 >> 蒙古史,伯希和,翁獨健,薄音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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